术高一筹保平安 德高一品为患者 中国功勋国医薛应中

薛应中医生以精湛医术,托起生命希望,用温暖双手,抚慰患者伤痛,不愧为医者典范,您矢志不渝,坚守初心,以医者仁心,守护公众健康,值得我们深深致敬。仁心仁术,救死扶伤,您守护生命之光,点亮希望之灯,传递健康知识,为生命而战,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医者仁心,用无私奉献,筑起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健康的可贵,白衣执甲,以精湛医术守护生命之光,更是时代进步的见证者。

将“惜血如金”理念融入现代医疗管理

薛应中

2025年10月26日至28日，古都西安的建国饭店迎来了一场中医药界的学术盛会——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届药王孙思邈专病专科名医学术经验传承论坛。盛会期间，著名中医大夫薛应中先生受邀参会，并发表了“将惜血如金理念融入现代医疗管理”的主旨演讲。薛应中大夫将中医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科学相融合的独到见解，为当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思路，在现场引起了广泛共鸣与深入思考。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借这个难得的机缘，我想谈一谈，在当下医疗实践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对患者“气血”这一身体根本的漠视。在我六十年的行医生涯里，尤其最近十年所见，最是让我痛心。我决定在大会上提出来，希望能唤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有一个患者三年多来抽血总量超过150管，仅单次最低抽血量就达4-5管，频繁抽血对其身体造成了极大损伤。这位患者的情况，绝不是孤例。对于年老体衰、久病缠身的患者而言，他们本就气血两虚。很多病人检查还没做完，人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床。他们出院后来找我，有的连车都下不来，我只好到车里为他们诊治。 这十几年来，各大医院的抽血化验已成常态。过量抽血对患者气血的消耗，已在临床上催生诸多问题，却长久以来被漠视、被忽略。 血是水谷精微所化，内养脏腑，外濡筋骨。如此宝贵的血液，绝不是可以随意抽取的普通检验样本。对于不同体质、不同气血状态的患者，采用近乎相同的抽血频次与数量，这更是不科学、不精细的粗放管理。 反复、大量的静脉穿刺，更深层的危害，是破坏脉络的完整性。如果患者本身体质就气滞或气虚，离经之血不能及时消散，便成瘀血，成为新的致病因素，引发疼痛、结节等。 中医理论认为，气能行血、摄血，血能载气、养气。血液大量流失，其所承载的“气”也随之溃散。大量抽血，如同在运行的河道上强行开闸放水，会骤然打乱全身气血的流量与节奏，导致气机逆乱。本应濡养周身的气血，被强行引至体外，使得脏腑失养，功能失调，反而为疾病复发或深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过度抽血现象，交织着制度设计的偏差、市场利益的驱动、监管的乏力以及医患沟通的缺失。它绝非简单的“抽多抽少”问题，而是医疗体系深层矛盾的一个缩影。我在此呼吁： 医生必须在每一次抽血前，严肃地向患者解释抽血的目的与可能影响，尊重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对于危重、高龄、肿瘤终末期等特殊患者群体，严格限制非紧急情况下的抽血频次与总量，并需在病历中详细记录其必要性。 希望我们的医疗决策者和管理者，能够正视过度抽血的危害，建立更审慎的临床路径，将患者的气血状态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能不抽则不抽，能少抽绝不多抽。 更希望我们不仅要在抽血问题上进行反思，将“惜血如金”理念融入现代医疗管理，要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医智慧，成为实现医学模式转型的关键路径，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惠及国民健康。 目前我救治的患者中，近期仍有以过度抽血为主因的死亡案例，患者家属因为和医院已经签字，尽管心不甘，意难平，但是都无法再提了。 （一） 回溯医疗史，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和抗生素、激素等，曾是对抗感染的利器，为什么如今早已淡出应用的舞台？为什么不再生产，继续使用呢？而几千年的中药到现在却还在治病，也没有被淘汰？这并非偶然：链霉素的耳聋性、肾脏亏损性让不少使用者听力受损、肾功能衰退；氯霉素引发再生障碍性贫血，导致死亡；四环素会在孩童骨骼与牙齿中沉积，留下终身难以取消的“四环素牙”；庆大霉素的毒副作用也曾让患者在救命的同时，面临器官损伤的风险。这些因毒副作用导致损伤、残疾的案例太多，引发医学界哗然，被严格限制用药范围。为何大医院不敢对每类药物的疗效与风险透明公开，不会对治愈或致死数据如实披露？如果有一例治好的，医院都会对其大肆宣扬，而现实中，医疗景象却令人咋舌：经治疗后离世的案例频频发生，将“患者能下手术台，术后能多活一日”视作手术成功的标准——这般对“治愈”的模糊定义，麻木不仁的思想是多可悲的，怎能不让人对病因的探索心生疑虑？为啥不见地方卫生部门公之于众！ 当下，国人的体质正滑向“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的怪象：医院越建越大，病人越来越多；婴儿和少年被强注疫苗导致病人越来越年轻化，难道中国人都要当东亚病夫吗？难道没有被掩盖的阴谋吗？难道没有吃里扒外的内奸吗？如今的人，整天看病，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为什么对刚生下来的婴幼儿，就要强制性的打疫苗，不接种就不能上户口和上学？就医时动辄体检、时常吃药，反倒离“健康”越来越远，这种政策不知害了多少婴幼儿，这源于对中医智慧的漠视：将流传千年的中医视作“古旧”“不科学”，执着于化验单上的冰冷指标，却忘了病症本是身体的信号，而非指标的奴隶。多少人被“指标异常”牵着走，治来治去，从一个指标治不好，到各种各样的症状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病了几十年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是从何而来？难道是从母亲体内带来的吗？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病到底从何而来？ 就说生育这件自然之事，十月怀胎本来有其规律，如今却成了“反复检查”的过程：孕妇被医生告知早早住院，今天抽血、明天B超，过度干预反倒打乱了身体的平衡，累及母体与胎儿。而这样的新生儿质量能好吗？多少孩子因检查而损伤，检查出没有胎心停止发育，不得不打掉胎儿，难道不是过度仪器检查而导致的吗？为何要用地方政策强制孕妇早早检查而导致流产，这也是新婚妇女流产后很多人再难怀上孩子的原因，难道地方卫生部门视而不见吗？现在幼儿园的孩子多病，你们能知道原因吗？过去的孩子很少生病，如今的孩子难道不是过度治疗而产生的后遗症吗？我国儿童若长期依赖西药，最后就会埋下诸多后遗症隐患，这直接关乎每代人的健康根基。现实中，不少人陷入“感冒用西药、发烧就打针”的恶性循环。 （二） 更深层的病因，藏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与日常饮食中。多少人头痛腰疼时只想着吃止痛药，蔬菜上的农药残留、水中的隐形污染、加工食品里的添加剂，导致体内的毒素还少吗？这些“毒”无孔不入，早已蔓延在身体内部，日积月累的毒素已被淡忘，更与整体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地方管理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不给解决而逐渐麻木，上面政策再好，地方政府不执行，也是枉然！ 每年单位强制性体检的风险亦被遮蔽：X光、透视、CT等检查致癌，国外早有报道警示，国内却鲜少提及，百姓对此懵然不知。医院年度死亡数据从不公开，既不总结教训，更谈不上改进。既伤害了老百姓的情绪，又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像这样的制度正常吗？自古医不上门，病人找医生。现在单位领导强制职工体检，不体检就不能上班。用指标来定义人的健康，没病造病，这种体检有啥必要？ 手术领域的中外差异同样刺眼：国外已淘汰的搭桥、支架手术，在国内仍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了敛财工具，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如申攀案例所示：五家大医院对高烧不急救，反而要查出原因，误了病情是无知还是有意？对其过度检查，从治疗到反复抽血抽髓，最终花完患者从亲朋处借的27万导致孩子病危。这般以“治疗”之名造成的伤害，何时才能真正引以为戒？ 那些被治疗的患者，能说出病症消失的过程，却未必清楚病源何在。是环境之毒还是治疗之误？是认知之偏还是制度之弊？理清这些病因，才能让每一个患者觉醒于抽血、手术、放化疗之苦。 （三） 疾病之所以“难治”，主要原因不是自身疾病难治，而是患者以前多次走过的弯路，到最后仍执迷不悟。还有很多患者，觉得“越贵的药越有效”，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盲目认为价格高的药品科技含量高，疗效肯定好。西药价格的高低，并不是以药物的疗效而定的，而是由于工艺过程、销售环节甚至是垄断地位之类因素决定的。我一直在向前来求诊的患者呼吁，反复向他们陈述利害，提高患者和家属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要滥用药物。 对于病人来说，一般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病急之中只能完全地、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处置意见。即使到大医院去检查，我们也一定要有准备，有主见，身体是最珍贵的。 至少我们大致要知道，医生哪些话有道理，哪些治疗应该拒绝。中国医疗行业二十年来爆发式增长，水平也是层次不齐的。医生水平的高低，并不代表其医德就一定高。所以要看病，还是需要自己有一个初步判断。病人对待医生要尊敬，医生对待病人，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 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抽血、B超、胸片、CT、造影、核磁、体检等，总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损伤。尤其是增强版CT，国外已报道致癌风险，中国从不见专家和新闻媒体报道，不是检查的越多，准确性就越高。如果方向错了，自身损伤就越大了。现在大家都觉得医学已经发展到最高水平了，实际上，临床的总误诊率，一直都保持在一个高位，而且这还是发达国家的统计。 病人不要执迷于各种仪器设备检查的结果，而是要从人体整体来看待疾病。因人的男女老少不同，基因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反而指标相同。每个人的面像手纹没有相同的，有哪个医生能把手纹面相也能治的相同。请问所谓的医学指标到底是从哪个人身来定的？难道这个标准正确吗？高明的专家教授应该站出来给全国人好好解释一下。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单位每年非要强制性的体检，病人自身没有任何不适，却检查出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病症，从检查指标开始吃药一直到终身服药，按理来说，应该越来越健康，病越来越少。为啥病越治越多，身体越来越差呢？这的确是一个很糊涂、很复杂，缺乏说服力的一件大事。 有一个亚洲国家，拿甲状腺癌的发病情况做过测试，因为医疗技术的进展，在1999年至2008年，发病率提高了6倍以上，这些患者主要都是通过体检筛查被检查出来的。 患者来找我，从他口中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病名。尤其是住院后，拼命的开药，不断的打针，不停的输液，很多病人并非死于肿瘤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很多医生做完手术，还是习惯性地把患者转给化疗科。做了几个疗程的化疗，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肿瘤转移范围却越做越大。有一位患者，从早上起来，一直输液到夜里，他本来是可以存活的，就是这样去世的。 （四） 而中医就是“过度医疗”的天敌。你看中医这个“中”字，就有“守中”“中和”“不过度”“不偏不倚”的意思。 我看过很多古方，里面都有“谨守病机，不可造次”“慎之慎之”“中病即止，不滥伐无过”之类的说法。“中正平和”，就是要与病机相符，必须“中病即止”，切不可过度。中医里“从顺其宜”这个说法和原则，也就是以病人的感受为度，意思是“要让病人乐于接受”，才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只有那些不懂中医的人，才会哄骗病人，去搜寻昂贵、珍奇、稀少、难求的奇方怪药。那些药不仅不治病，还可给病人身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伤。“过度医疗”，无论古今，都是令人不齿的恶劣行为。 再说治疗方案，在检查上过度，在用药上过度，在治疗方案上过度。他们的治疗经历，对许多疾病的原因，其实没有中医搞得清楚，对病理现象的解释，许多假说、臆想、甚至误区，也就难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了。 再看中医，世界上没有两个病人的病情是一样的，都是进行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我觉得，中医才是人性化、科学性的。 这正是无数患者声音的背后，最值得深思的话题，那些被治疗的患者提笔写下惨痛的经历，是病痛消散后的释然，更是对健康本真的印证。每一个案例里的挣扎与康复，都在悄悄揭开原因的面纱。那些藏在治疗背后的隐患，认知里的盲区，将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里让真相浮出水面。 愿这些经历化作一盏灯，给每一个患者，都能从他的痛苦中看清自己的遭遇，从中医治疗获得健康的经历，进而选择真正符合生命本真的中医治疗的疗效。我建议国家能高度重视这些病因的发生与发展，正视潜藏在健康的隐患与医疗腐败的事实，以切实行动为国人筑起健康的防线，这些年，他的耐心一直让我感动，因为中医最重要的就是辩证论治，对于疾病的认知需要很扎实的理论功底，薛爷爷就很耐心的指导我，在碰见特殊疾病需要去辩证的时候，薛爷爷一直都是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并且经常会跟我讲一些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以及防治。 因为我当初体质不太好，每年初夏，都会一直发低烧，在薛爷爷这里开上两周的药，吃下就药到病除了，从那之后，每年春季，薛爷爷就告诉我要以防为主，会给我开些防治骨蒸的药方，薛爷爷的用心良苦，也是我一直坚持学习中医的强大动力。 现在我已经工作，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也一直坚持从事中医工作，我想这一生，我都会一直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并且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尽量用更宽阔一点的视角，去认识人类和疾病的问题。 现代医学一再降低疾病门槛，将疾病表征当成疾病本身，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诊断标准一再放宽，甚至肿瘤病理诊断标准也不断放宽，医学进步反而使得健康人越来越少。甚至正常的精神应激反应与状态，也变成了疾病，抑郁症、多动症、行为异常、肥胖、睡眠障碍、脱发等，都成了重要的医学和疾病特征。而薛爷爷用他的医学实践，无言地告诉我们：你没有病，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 现代医学将超出“正常”生物参数范围的情况定为疾病，是到了应当适度反思的时候了。 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能遭遇假阳性和假阴性的诊断;再比如说，疾病可以导致心脏增大超出正常范围，但运动员的心脏常常超过正常大小并伴有心动过缓却不是病态;还有更普遍的，很多人血糖或血压在“不正常”范围，但机体功能却很正常。 所以薛爷爷当时告诉我，他就不认同“精神抑郁”这种疾病，这个很表面的字眼：“抑郁”，很能蒙蔽人。 世上就没有这种病?我当时以为，这是医生宽慰患者的精神疗法。从医后的我才明白，很多疾病的界定，的确对患者有害无益。我也是学医以后才知道，西医治抑郁，用药如5-羟色胺等，副作用主要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意识不清、昏睡、兴奋、紧张、不能放松、发脾气、烦躁不安、闹心、心烦、不能静坐、伤人等精神症状;心慌、出汗、寒战，体温最高，严重的可达到40°C以上，血压升高，心动过速等植物神经紊乱症状;还有震颤、肢体抖动、肢体肌肉强直、牙关紧闭等症状。 我很庆幸，自己当年还是个孩子，没有滥用药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说负作用，这些药的深层原理，我现在也大致明了，实际上是通过麻醉神经来消除症状，但麻醉药效一过，病情依旧甚至更加严重，因为身体已经受损了。 有人开玩笑说，预约医生，来早了，就是焦虑症，准点来，是冷漠症，来晚了，那肯定是拖延症。总之，你是不可能做为一个正常人离开医院的，全是病。 我如果能遇到中学时代的自己，我一定会微笑地告诉当时那个几乎陷入绝境的女孩：“你只是正气不足了，而不是神经出现问题了，只要你补足能量，就会好起来的。你遇到的问题，是成长与环境之间的必然冲突，如果你正气充盈，就会很快克服与战胜它，这不是抑郁症，甚至可以说，与疾病根本就没有关系，只是青少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一般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理解，“神经病”、“抑郁症”这样的字眼，足以将一个高中女生的一生彻底击毁。等到成年后才明白，那就是几个字眼而已。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知道当时的一个案例，情况和我差不多，但是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患者和一家人如临大敌，想尽方法救治，最后据说不再“抑郁”了，但看其精神状态，可能又得用“痴呆症”来命名了。相比之下，我可以说是幸运得多了。 现代医学必须要走出自然的数学化趋势与统计学崇拜。在大数据时代里，我们要重建自然与健康的关系。统计学意义不能等同于临床意义，医生的专业是医学，一门博大的学问，医生的专业不是统计学，只会看检查报告对比指标的，不会是合格的医生。对样本量过于关注、对辩证关系过于漠视和无知的，也不会是一位好的医生。 另外的感悟就是，现代人对于中医是存在许多误解的，中医在身心疾病的治疗中，其实也是大有可为。从医后才知道薛大夫的可贵，在很多知名医院，有很多种疾病，可能多次复发，这样的疗效竟然可以叫治愈。还要终身服药，这也能理直气壮地叫治愈。这样的治愈的标准与薛大夫这样的民间中医相比，令人感叹。 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在我眼里，薛应中爷爷是中医的摆渡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把身心偏离正常轨道的人，渡到正常的彼岸去;把我这样普通的人，也牵引到了“自渡渡人”更宽广的大路上。 张誉夕 2020年10月10日 （十四）、舌下囊肿患者 我叫侯海平，系西安市政府一名干部，现已年至花甲，刚从市府退休不久。 我与薛应中大夫认识已有四十多年，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薛大夫医技高超，一辈子深爱中医，默默探索不止，不畏人言，坚持以中医中药治病救人，深得外界好评，早年便已名声大震。 初识薛大夫是1977年，那时间我正在上高中，一日吃饭，突感舌下不适，烧疼难耐，父亲得知，引我到霸桥医院诊治。 一西医大夫让我张口查看，言道，无事，只是小水泡而已，用针挑破就好。随后便用针挑了。回家4天余，结果舌下又长出豆大肿块，我便又去找那大夫问诊，他仍是老办法，再次用针把那肿块挑烂。结果回家4、5天，那个肿块又长出，长大。 父亲见状，感觉这病似有麻烦，遂将我带到西安四军大(系西安乃至陕西最好的医院)就诊，四軍大一位年龄大约在四十多岁的男性外科大夫，给我作过认真检查后，诊断为舌下囊肿，说是这种病需冷冻治疗。于是就给我的肿块冷冻了。当时难受得我直想哭。岂料回家后没几天，那肿块非但没小，反而更大了，像包谷粒一样。便又去找四军大那位大夫，大夫说这病得坚持冷冻多次才成，于是又给冷冻了一回。回家后还是没顶什么用。 父亲无奈，便说，走，咱让你薛叔给看看。 薛应中大夫诊断后，说，没事，你每天下午放学后就来我这儿，我给你扎扎针就能好。自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跑到薛大夫处，让他给我扎针。连扎了10天后，那肿块居然变黑了。再扎5天，没了，神奇的很。 因为在四军大看病时，我们留有父亲单位的电话，而那时候社会风气也好，医院大夫给病人看病，都特别负责、认真。四军大的那位大夫给我们打电话，让我继续到他们医院去检查治疗。我去了，对他说，我好了。大夫问，咋好的?我说是让中医大夫用针给扎好的。大夫惊讶，问中医大夫姓甚名谁，家住何方，说是回头他要去拜访薛大夫。我便将薛大夫所有联系方式都告诉了他。 自薛大夫用针灸给我把病看好后，我们一家便觉得薛大夫了不起，从此特别相信中医，大凡家人有病都找中医看，我父亲姊妹7个，几乎有病都找过薛大夫医治。甚至亲人、熟人得的肺癌、骨癌，都是薛大夫给看好的。 我1983年结的婚，1985年我小孩过完满月没几天，我父亲却突然得了脑梗，瘫痪了，脚手都不会动，渾身瘫软，翻不了身。在四军大住院一月余，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我和母亲将父亲背到了薛大夫处，让薛大夫用中医方法给治。 薛大夫用针灸，喝汤药，按摩等方法，经过半年治疗，奇迹出现了，我们终于看到父亲可以走着回家了。 由于当初我们的决断及时，决策正确，果断将父亲托付给薛大夫，才挽救了父亲的生命，才得以让父亲多活了18年。 人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不计其数，唯有真情、实在难忘。对于薛大夫，从内心说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将终生感激他。大凡中医，一靠疗效，二靠口碑，三靠人品。薛大夫就是靠着这三点，受到了人们的交口赞誉，也赢得了经久不息的尊重和爱戴。 侯海平(口述)田信军(整理) （十五）、恶性神经纤维瘤患者 我叫苏连叶，在西安国棉三厂工作。2001年3月12日，在洗澡时于大腿左侧发现了有一个小疙瘩，摸上去有滑动感，突然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二天就到国棉厂医院去问诊。大夫认为是囊肿，住院14天后，在大夫的建议下进行了手术。手术时发现都是一些絮絮状的东西，没有办法切得很干净，大夫说这些东西很不好，让我要有心理准备。术后四五个小时做了活检，认定是神经纤维瘤，是恶性肿瘤。 当时心理很紧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大夫建议我进行化疗，这样我们全家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化疗后神经系统坏死，生不如死的惨状记忆犹新，这让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恐惧。 大夫一再做我们的工作，暗示我们如果不做化疗，将是我们将永远后悔的选择。但很快我们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化疗，而是想尽其他方法把病情彻底地控制住。 于是，我们又到西安四医大进行检查，打了一些抗肿瘤的针，但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退休后生活困难，而住院治疗的费用又很昂贵;如果时间一长，我们肯定承受不起。我们全家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道怎样面对以后的日子。 幸好不久，就遇到了薛应中大夫。薛大夫对我没做化疗表示赞许，告诉我们说人的自身不能衰竭，现在很多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多次抽血，用各种看似先进的仪器进行检查，更不用提多次手术和化疗，这些对人体正气的损伤和危害都是难以尽数的。 同时，他一再坚定地表示我的病肯定能治好，让我们一家慢慢都有了信心。后来我意识到，薛大夫带给我们的乐观精神是多么可贵;因为相当一部分癌症患者，都是被吓死的，这样的情况薛大夫见得太多了，所以他先在精神上放下了我们的负担，也让治疗在更好的心理环境下进行。 每过五天，薛大夫就会给我进行针炙治疗，然后给我服用他配制的中药，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心里早就没了负担，甚至不太想病的事;我们家正常的生活都逐渐恢复了原态。 我看着女儿成家立业，看着小外孙出生，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很知足。 不知不觉又过了很久；到2009年2月，薛大夫到我家里来回访，我几乎已经忘了我曾是一个病人这回事;我对薛大夫讲，我现在和正常人基本一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薛大夫脸上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 （十六）高烧重症患者申攀 对于我来说，我永远不能忘记2004年这一年，这一年病魔突然降临到我的身上，当时年纪幼小的我，头痛发烧，身体不适。病情经当地和北京、西安大小医院诊治都未有结果。心急如焚的家人希望通过网络媒体来得到好心人的救治，也许是老天可怜我吧不想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吧。 突然有一天，我的姑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一名中医大夫说：让把孩子带到他的诊所，那一刻，我的爸爸以及全家上下都开心的笑了起来，他们看到了希望呀，因为在这生病的一年中，我从未见过他们的笑容。当时我的爸爸说：假如这位中医大夫把我儿子治好了，我们全家上下愿意做牛做马来报答中医大夫的大恩大德。接下来爸爸把我送到了中医大夫的诊所里，大夫对我详细询问病情，听诊号脉，用自己多年研制的中药秘方给我服用，经过月余时间的精心治疗，我的症状已经明显好转，父母执意要付给治疗费，可中医大夫说什么也不收。他不是佛，却是一己之力普渡着众生，这个人就是陕西名医中医大夫薛应中爷爷，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家的大恩人，是他让我又重新的站了起来，再一次露出笑脸。 薛爷爷您的大恩大德，我申*以及全家永远都不会忘记，谢谢您让我实现了参军梦想，现在的我已参加工作，是一名人民公安，我要像你一样默默无闻的奉献，您不光是我的恩人，更是我一生的榜样。薛爷爷，大恩不言谢，但是我还是想说声谢谢您爷爷。 好人一生平安! 申攀 2013.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