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情怀（侧记)

2024-02-26 13:27 陈国贤,涂山河织梦技术论坛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乡情、亲情和友情。然而在处理“三情”的问题，却始终坚守公权、公利和公义。

“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阐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在1960年（农历）11月28日，时任生产队队长的贺凤生（后是钱粮湖农场革委会副主任、副场长）竟闯过七八道岗哨，进入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在常人看来一个穿着破烂要见毛主席，似乎有点不平常。原来他是凭着毛泽东写给其父贺晓秋的一封家书顺利过关的。

贺晓秋和毛泽东是表兄弟，少年时代同在韶山长大。贺凤生是贺晓秋的儿子。其父临终前再三叮嘱他：“要把这几年下面发生的一切告诉毛主席，要让毛主席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此次，是贺凤生专程进京向毛泽东来反映情况的。
见面后，毛泽东从与贺凤生的交谈中得知他父亲贺晓秋已于今年（1960年）十月初八去世后对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呃，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毛泽东热泪盈眶，同时责怪贺凤生说：“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从座椅上边站起身来边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当贺凤生的面毛泽东又问：两次寄去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贺凤生答到了便反问毛泽东：“这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毛泽东说：“当然是我自己的唆！我不需要更多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骂娘也要告诉我”
贺凤生看见毛泽东看手表，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但憋在肚子里的话总想一下子吐出来，于是忍不住冲着毛泽东说：“主席，您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吗？晓得下面刮“五风”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作风坏吗？您想不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稍稍怔了一下，随即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个时间听你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要告诉我。”过了几天，毛泽东第二次约见贺凤生，一开头就说：“今天只我们两人谈心，你不是说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一个小时，不！两个小时也可以。”贺凤生从“大跃进”、公社化后哭爸叫娘的情况，谈到干群关系。贺凤生讲道：“为了迎接上级检查，把好几亩田里的稻谷栽到一亩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咧。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的喝好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贺凤生声泪俱下，再也讲不下去了。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给你两个权利”
毛泽东鼓励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这些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个生产队长，大小也是一个带长字号的人物。生产队长也要管几百人穿衣吃饭、生老病死，不容易呢，担子不轻啦。革命队伍中，二十多岁当军师长的人不少。不管是部长、师长，还是生产队长，都要首先想到为人民服务。当长不是为了图舒适，图享受。要动脑子、担担子。”最后毛泽东对贺凤生说：“那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丢了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然后毛泽东难过地说：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
“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1966年国庆节后第二天，贺凤生再次进京向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仍然一见如故地接见了他。并说：“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毛泽东告诉贺凤生：“‘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错误也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就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并针对贺凤生反映的情况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也没人敢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了。”一个普通农民，对毛泽东来说，又是素不相识的第二代人，仅凭一封信，只靠父亲和毛泽东几十年前的交往，竟受到毛泽东如此的接待。前后两次，几个小时的谈话，字字真情，句句实话，语动情怀言由衷，就像对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样推心置腹、感念不已，一个活生生的、感情饱满的人，而不单是领袖，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的面前。毛泽东与贺凤生的交谈很成功，以致贺凤生气愤而来，满意而归。究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的信任、真诚，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取得的良好效果。
“钱粮湖围垦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
围垦钱粮湖农场的计划，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关于“采取大围大垦，小围小垦、不围而垦”的措施，大力增产粮食和发展多种经营的指导思想下确定的。1953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洞庭湖工程处对围垦区曾进行勘测。1955年省委制订洞庭湖防洪排渍计划时，即将围垦钱粮湖农场定为第一期工程。当时，因工程规模巨大，牵涉面广，又未经国家审批，故未继续进行勘测设计工作。1957年省水利、农业等部门提出了围垦钱粮湖荒地的计划，同年9月省水电厅设计院编制《钱粮湖蓄洪垦殖工程计划任务书》，10月省计划委员会上报国家经委和计委审议；1958年4月，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报请国务院批准，把围垦钱粮湖农场列为全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之一，拟于当年冬季施工。1958年6月，省水电厅重新编制了《调关堵口钱粮湖围垦工程设计书》。

此项工程自1958年秋开始，至1961年1月底结束，共移动土石方2590多万立方米，穿湖筑堤近4万米，开挖新河3.37万多米，建管闸11座，围挽面积34万多亩。此工程竣工，把一片荒湖洲变成了良田，扩大耕地20多万亩；使湖北石首和湖南华容70多万亩耕地实行统一排渍，54万亩便于灌溉；缩短防洪堤段120公里，并改善了航运条件。在围挽过程中，一百多里长的工地上，层层抓思想鼓动，抓工具革新，促进了工程进度，但也出现过严重的急躁冒进，强迫命令、捆绑吊打（中共华容县委整风办公室统计，致死127人，伤1583人，其中残废118人）、虚报浮夸等现象，而且由于计划不周，三次改线，损失70多万元。毛泽东侄子贺凤生也是在围挽钱粮湖大堤时摔伤的。
1960年11月，贺凤生到北京向毛泽东反映说：“华容县上那么多人去围垦钱粮湖，几十万亩芦洲，要改成良田，想一口吃成胖子……横直要开十几米宽的排洪沟，说是为华容人民创造财富挖金山，做法就不那么得人心。口号叫‘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无雨，落雪当晴天，冰冻当好天’。俗话说，吃不得半斗米就莫来担堤。可这里偏偏是挑堤的没得饱饭吃，一餐不到半斤米，还要先完成任务。滑头些的完得成，老实人只着得急，饿着肚子也要干。干部作风坏，冰天雪地时也要群众打赤膊干活才叫鼓干劲，你说缺德不缺德？”
毛泽东很难过地说：“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垦，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冰，下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太好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我向他们道个歉。”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既表明了个人的原则意见，也富含了很浓的人情味；对当地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既给予了肯定，又表示了痛惜。同时，又对围挽钱粮湖工程寄予了厚望。“对不起”“道个歉”这6个字，反映了伟人心中的群众观和“鱼水情”。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主席的童年时光在韶山冲的外婆家度过，父母和乡亲的呵护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正是在这里，毛主席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情壮志。然而，韶山冲不仅仅是毛主席的故乡，更是一座承载着家国深情的历史之地。
“邀请表兄弟见见面吃个饭”
1951年，文家表兄文涧泉（1881—1967）、文运昌（1884—1961）去北京探望毛泽东，受到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据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接见文运昌达六次之多。（采访插话：）为什么这次（1951年）只邀他们俩表兄？据毛泽东亲表孙文春辉解释说：与毛主席关系最亲近的是舅表兄文运昌。他在40年代辗转到湖区的华容县孤儿院、南县白蚌口一带，以开私塾收学生从事教育糊口谋生，解放前夕才回到老家湘乡县唐家圫。建国后受表弟毛泽东之邀第一批晋京，后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是毛泽东至亲中少有的文化人，是他说服了自己的姑父毛顺生才让毛泽东未去湘潭粮店当学徒而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算得上毛泽东一生的重要引路人，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还说到这回事。他年长毛泽东8岁，特别对表弟未重用自己而安排虚职耿耿于怀，他身上的湖南人犟脾气发作了，以致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对韶山工作人员说：“邀请表兄弟（文涧泉和文运昌）”见见面吃个饭，文运昌拒绝说：“你做你的主席，我当我的老百姓，”嫡亲的表兄弟就这样绝交了，两年后去世。他在洞庭湖生活了五六年，浩瀚的湖水没有让他随波逐流，而是固执地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自当难辞其咎啊！”
毛泽东还有一表兄号王季范（1885—1972），湖南湘乡人，生于小康之家，是毛主席表兄，著名的教育家。曾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文六妹之子。毛泽东对这位表兄的浓厚情感除了回报表兄昔年对自己的多方关照以外，还掺杂着对王氏一家三代深深的负疚。

抗日战争前后，王季范日益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腐败统治，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却充满敬意，一心向往之。“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长沙设立办事处，负责人即王季范早年在湖南一师的同事徐特立。两人阔别多年在故土重逢，喜不自胜。王季范提出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介绍其独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徐特立当即表示一定鼎力相助。没多久，在徐特立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此时．王海容刚一岁多，弟弟王起华尚在襁褓之中。
经毛泽东批准同意，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很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春，他从抗大毕业。在另一位表叔——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后期，中央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八路军“南下支队”。奔赴湘、粤沦陷区。王德恒随八路军“南下支队”离开了他学习、战斗、生活了整整六年的延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他多么想去探望倚门盼儿归的老父亲啊！但是，王德恒最终还是过家门而不入，星夜兼程去桃源地区开展工作。那时，王德恒的公开合法身份是湖南修业高级农业职工学校教员。令人惋惜的是积极为党工作的王德恒终未能与近在咫尺的老父见上一面。不久，他在回长沙途中即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惨遭杀害，年仅30岁。
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深感悲痛。因事关军事机密，毛泽东未将王德恒牺牲的消息告知表兄王季范。在以后的数年，王季范年复一年地给表弟毛泽东和儿子王德恒写信，还多次拜托毛泽东对王德恒要严加管教，使之成才，为国为民效力。他还反复告诫王德恒，务必要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不可一日懈怠，为表叔也为家人争光。
王季范获悉王德恒为国壮烈捐躯，已是儿子离开人世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王季范进京之际。在中南海的那次晚宴后，毛泽东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表兄。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表兄，极富感情的毛泽东垂手恭立，悲从中来：“九哥……”毛泽东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他才哽咽着说：“你把德恒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说着说着，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你到岳阳去，代我看看那几位表兄弟”
文春辉说我已向华容文史部门同志讲过。于是将《华容古今》杂志递给了我。上面记载比较清楚，只不过，他们是站在华容角度上说的，区划未调整前那些地方属南县的华阁和岳阳县的河西片区。
王淑兰（1896—1964）是毛泽东的弟媳，毛泽民的结发妻子。

1963年王淑兰受毛泽东之托到洞庭湖区寻找亲人。9月中旬，她乘当时流行的轿子号“三丁拐”（三个人抬的轿子），从湘潭韶山出发经常德到沅江县滨湖乡镇芷湖口（今属益阳市资阳区），打探了她曾经避难的住户傅桂荪的情况。第二天到达南县白蚌口及丁字堤看望在那里居住过毛氏外戚。第三天，到达注滋口新安垸。
在隆庆大队二生产队找到了表兄文桂初的家（其嫡孙叫文春辉，现住岳阳市区洞庭大桥东侧）。文桂初（1892—1971）当时他已年过70，身体还很硬朗。一家人热情接待了王淑兰。

王淑兰在文桂初家遇见了其表弟文桂湘（1907—1995）、胡桂香（1917—1989）、侄贺凤生（隆庆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曾于1960年11月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任钱粮湖农场副场长）。王淑兰当场向几位表兄弟传达了主席指示：“你到岳阳去，看看那几位表兄弟。”
王淑兰在几位亲戚家轮住了几天，后隆西公社党委委员和联校校长来到文家，邀请王淑兰给孩子们上课，做革命传统报告。9月19日，就在王淑兰回湘潭的前一天，毛家的亲戚再一次在文桂初家里聚会。王淑兰的儿子毛华初（1921—2015）、时任湖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从长沙骑马赶来接母亲回家。毛华初还落岳阳把表侄贺林生也带来了。他们请来了照相师，留下了王淑兰与亲人合影的珍贵照片。照片上的题字是：“革命之家，主席之舅表兄弟俩嫂及表侄等，由王淑兰查实留念，1963年9月19日”。

撰稿人：陈国贤系君山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涂山河系伟人亲表孙文春辉的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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