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老屋

        我家的老屋座落在一个小山坡脚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只有四间房，田字形，泥木结构，盖的汉瓦。这是父亲花两年时间，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垒起来的。从打地基、斫树、提砖、做墙、挑瓦、到钉盖都是他亲力亲为。父亲就像一只春天衔泥筑巢的燕子，呕血沥血，日夜不休。这里住着祖父祖母、父母亲及我们姐弟四个。除姐姐外，我们三兄弟相继出生在这里。
       一家八口，两老四小，父母的负担很重，幸亏有两位老人分担。祖母当时六十多岁，负责烧茶做饭，浆衣洗裳，有时也架起纺车纺几锭棉纱。祖母娘家是湖北省洪湖县峰口镇绣花堤潘家墩。她说一口洪湖话，小时候我觉得挺奇怪，也觉得很有趣，我经常跟她一起说洪湖话。她将我们这里说的“鱼冻哩”叫“鱼豆腐”；我们这里说“搞么地”她说“搞么家”。她是逃水灾一路要饭过来的。她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有些蹒跚。祖母很会讲故事，经常跟我们讲躲兵的故事。祖母还给我们讲过陈友谅与绣花堤的故事。起事前，陈友谅的夫人召集几十个心灵手巧的妇女在堤上绣军旗，绣军服上的符号。打了胜仗后，人们将那段堤坝叫做“绣花堤”。
       祖父是继祖父，当时七十多岁，身板较硬朗，他的任务就是砍柴和寻猪草。他总是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一天傍晚，他可能是劳累过度，两眼发黑晕倒在地上，左眉棱碰在门槛上，顿时鲜血直流。母亲急得直哭，连忙抓了一把红糖敷在伤口止血，然后用方巾裹住送他到公社卫生院救治。从那次起，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祖父的老家是小源李家冲，他出身贫苦，三岁就是成了孤儿，靠做长工度日，五十多岁才来到我们家。他很慈祥，非常疼爱我们。我从小一直跟着他睡。
       父亲十三岁就到湖北监利学了剃头的手艺。那时他三十来岁，剃八九个生产队的包头，起早摸黑，非常辛苦，从未见他在家里歇过一天。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性格懦善，树叶落下来怕打破脑壳。
       母亲小父亲一岁，娘家在聂市老街，高小毕业，算写俱全。她人缘好，处事公道，当过十年妇女队长。母亲还光荣地出席过县里的“妇代会”。大概是一九七二年冬，她在修项家冲水库时，头部受了伤，有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头疼，队里为了照顾她，安排她到养猪场养猪，这样可以避免日晒雨淋。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用在我父母身上不合适。父亲勤劳母亲贤惠，夫妻之间、婆媳之间从来没有吵过嘴。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大小事情都听她的料摆。母亲会过日子，精打细算，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安排得条条索索。尽管日子过得较清苦，但一家老小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羡煞旁人。
      我记得有一年，我家堂屋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父亲母亲是五好社员，我和姐姐是五好学生，我家还被评为“五好家庭”。我记得奖状都是一个格式，最后一句是：“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十来岁的姐姐逢人就骄傲地说：“你晓得啵？我们是全家红！”
      唱歌声，读书声，欢笑声，打闹声充满了这几间小屋。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幸幸福福。有人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美好的童年记忆滋润着我的心田，伴随着我走过每一道风风雨雨。
      时光的脚步逶迤向前，我们这个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祖父祖母的身体日益衰弱，渐渐老去。祖父祖母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相继离世。老屋里再也听不到他们喊我们回家吃饭，喊我们回家做作业的声音了。那时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办丧事不兴请客收礼，不兴唱夜歌，不兴披麻戴孝。两场丧事办得简简单单。在一片哭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中，祖父祖母被抬出了生活十几年的老屋，葬在离老屋不远的山坡。
       祖父祖母远行后，父母与我们姐弟四个继续在这里生活了十来年。这段时间，是家庭成员最固定的时期。我们在老屋的庇护下，无灾无病，快快乐乐地长大成人。直到一九八一年姐姐出嫁，原生态的家庭开始解体。八十年代末我们三兄弟都结婚成家。俗话说：树大开杈，人大分家。随着开枝散叶，这几间老屋再已住不下我们，我们离开老屋，各自到别的地方安了新家。
       父母亲也跟着我们离开了老屋。老屋再也没有人住过。寂寞的老屋伫立一隅，默然无声，在苍烟落照中打发着漫长的时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父母去了另一个世界，曾经的少年也已是满脸沧桑。无情的风霜雨雪不断侵蚀着老屋的肌体，杂草丛生，老屋日益衰微。
       去年，政府把老屋列入“空心房”给拆除了。曾经给我们一家人遮风挡的老屋，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空荡荡的屋场，我怅然若失。老屋，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海里，我与它有无法割舍的情缘，它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的乡愁。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原先的老屋早已零落成泥。我时常在凄清的梦里，化作一只乌鹊，绕树三匝，去找寻那只远去了的旧巢。它是我生命的原点，是我人生最初的福地，更是我一生魂牵梦萦的故园。